如关于网格化治理方面的立法，由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属于全国性事务，应由中央统一立法，但由于地方差异性等原因，一些地方先进行了网格化管理立法。
第一阶段从1994年至1999年，是接入互联网阶段。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数字经济领域高标准规则制定。
通过开展护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等行动，围绕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不良社交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分别于2021年3月和2022年6月同阿拉伯国家联盟、中亚五国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为讨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蓝本。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利用线上线下渠道，通过公开征求意见、研讨论证等方式，广泛听取、充分吸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各方意见。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也关系公共安全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中国不断探索依法治网的科学途径和方案，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一体推进中形成了中国特色治网之道，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网络法律法规普及融入网络立法全过程。连续多年开展净网行动，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黑客攻击破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因此，人为刻意创制法典的方式并不符合法律的本性及其生长演化规律。
张礼洪、高富平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9)参见Roger Berkowitz,The Gift of Science:Leibniz and the Modern Legal Tra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0)参见杰拉德·波斯特玛：《边沁与普通法传统》，徐同远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部分。它们大多混杂了诸如习惯、道德、宗教等非法律的要素，法典规范的抽象化水平、普遍性程度较为原始，法典的术语、概念运用较为粗糙，法典的体例结构大多比较松散、随性。(45)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46页。
从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到作为特性法律形式的法典(化)、从理念化的法典到现实性的法典，除了需要借助法典(化)体系性思维方式的运思操作外，尚需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诸多方面的现实条件作为支撑。例如，在衡量什么是法典的尺度的一个极端，是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表法》，它简明扼要，针对的范围也并非面面俱到。
现代社会中的法典同样如此，正是通过不断修改自身，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多元社会需求，吸纳、整合多元利益，实现良法善治。(70)参见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5) 由上可知，我们能从中文法典一词中典的形式载体和尊崇地位这两个方面领会法典这一事物作为治国理政重器要具的特性，西语法典(code)一词则表征了作为法律系统汇编整理的法典，在内在形制结构方面的基本特质。赫尔曼·康特洛维茨：《为法学而斗争：法的定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代译序。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日常使用法典一词表达的主要意涵。例如，边沁认为，只有通过全面的法典化才能使得体现民主的议会借由创制法典掌握主权，以此方能实现社会变革例如，中国古代的律是国家制定颁行的成文法典和单行法规，在作为法典的律之外，还有格、式、令等多元的法律形式作为支撑和补充。②反观英美法系的不少学者，对自身普通法传统因缺失法典化文化所导致的诸多困难有着深刻体悟，对于法典和法典化他们从来不乏孜孜以求者。
(五)反对法典主义：差序化的法典化推进策略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需要区分作为一种法律思维方式的法典(化)与作为一种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化)。(34)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作为一种普遍法律思维方式的法典(化)与作为一种特定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化)。
第二，法典本身由于体系性规整、集成化融合，内部相对于单行法、判例法更为统一融贯。系统本身就是开放于外部环境，只不过依靠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存在开放程度的差异，而且开放正是系统维系自我组织、进行自我演化的前提和方式。
(45)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46页。(四)基于哲理性理由的法典化论争 围绕是否应当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的问题，更为深层的争议触及争议各方所持有的法律观和法理观。(18) 依此原型范畴理论关照法典概念，与其说法典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经典范畴，还不如说法典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原型范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人们之所以把众多事物归为同一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所指称的众多事物彼此之间具有共同特性。因此，狄骥适时地敏锐提出了社会连带、社会义务的观念，质疑了《法国民法典》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抽象原则，提出了所有权的社会化原则，意志完全自治的原则遭到重新检视，主观责任原则也需客观责任原则的补足。赫尔曼·克伦纳：《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研究计划及其对19世纪柏林的思想影响》，姚远译，《历史法学》(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421页。
正如卡纳里斯所言：体系作为具体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分享了法秩序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和法秩序一样，体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表现出历史性的结构。因此，重塑一套符合新时代精神要求的法典观，构建一门以法典观为理论内核的法典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基本使命，也是发展繁荣中国法学的创新方式。
其一，法典是一个具有层级高低和中心边缘之分的原型范畴，综合性、体系性和集成化是法典的主要特性。《尔雅·释言》释典为：典，常也，经也。
现代社会中的法典同样如此，正是通过不断修改自身，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多元社会需求，吸纳、整合多元利益，实现良法善治。(76)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
第三，现代法典可以借助于多元化的法律渊源、法律原则的规定，一般性和任意性条款的设置以及法典相互之间的支撑联系作用，使其自身保持相当的包容性、原则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样，也正因这些外在条件可能只是支持或反对法典化的特定时期方能成立的、外部的、偶然的因素，因而也可以随着社会的演进、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甚至不再存在或成立。(67)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二部分第六章。(三)动态平衡而非静态僵化的法典 正是因为认知到了现代社会法典的必然缺漏，并且通过保持系统对外开放，法典为自身注入了自我更新、动态平衡的动力和机制。
此外，它甚至并未试图将罗马法作为一个系统实体加以表述，《优士丁尼法典》则是对于四百年间皇帝敕令的汇编，它并不试图具有综合性，更加未曾努力使得这些法律材料具有某种系统的顺序，《法学阶梯》在这方面显得颇为不同，然而它实质上却主要是法律教科书。Gunther A.Weiss,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 Law World,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5(2000),pp.435-532. ④参见Wen-Yeu Wang(eds.),Codification,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4; Wen-Yeu Wang(eds.),Codification in East Asia,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4. ⑤张文显：《民法典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5页。
盖《法经》者，集局部法以为一般法者也。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18)有关经典范畴与原型范畴的区分，参见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彭利贞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章。
例如，英国的法律人阶层因其长期历史原因，形成了严密的内部组织结构、较强的职业内聚力和政治影响，他们致力维护其在普通法中的知识权力和既得利益，因而往往反对法典化。张礼洪、高富平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9) 第二，创制作为一种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不仅需要依赖于一种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而且需要其他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实体条件的支撑。同时也不对其他法典、法律形式甚至社会规范采取排斥、封闭的态度，而是注重通过法典与法典之间，法典与单行法、习惯法、判例法之间甚至法典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系统整合、协同配合，共同发挥在治理体系中的相应作用。
(70)参见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集成化既体现在构成法典的法律规范层面，也体现在创制法典的过程环节，法典创制过程往往需要大量的知识、信息和资源，需要采取集成化的方法方能有效实现。
(26)参见钱学森：《创建系统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8页。(28)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54页。
(41)但是前一假设显然并不必然成立，后一假设如果成立，那么这并非单单只是法典本身面临的挑战。反对理由(3)也不成立，相对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的判例法，法典化的法律显然更容易为人们所获悉和认知。
